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所以我有信心，也有决心。

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一教导，才让我有幸追随他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超高产攻关的光辉岁月，参与并见证了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我当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深知自己做的很不够，是先生拔高了。

先生知道后力排异议，推选我赴南京参加农业部第7期英语听说培训班，这对我后来的科研生涯影响重大。就在前几天，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的夏新界研究员还要我为他的巨型稻示范提供抗倒伏解决方案。中心当时主要选送本科毕业的科研人员参加培训，而我是研究生毕业，很难争取到这个机会。当时，我们住在一栋楼的同一单元、同一层，门对门，先生在东，我在西。先生还多次把我推荐到国外担任杂交水稻专家，推荐我为亚洲杂交水稻发展委员会委员。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幕：那日午后，先生从中心办公楼后门进来上班，我在他的后面，隔有几步之远。先生立马叫来当时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并当着我的面说：他具备有一定的能力，中心可以内聘他为副研究员。根据已有的化石证据，最早的现代人在西亚和欧洲出现的时间位于4.5万~5万年前。

其中，检验胶原（明胶）蛋白质量的是碳氮比值（C/N）。孙雪峰等人的文章中仅有一份胶原蛋白样品按照国际惯例测定了碳氮比值，而且它的数值(46.2) 远高于牙齿和骨骼化石中适合于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有机胶原蛋白的C/N比值(2.9~3.6)。王传超认为，解决眼前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回应文章中只是解释，FY-HT-2齿冠釉质大多磨损，无法复原出与鹿牙齿相似的磨耗特点。

英国牛津大学同位素加速器中心主任Tom Higham和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Katerina Douka在同期发表的评论信中，同样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截至发稿，Darren Curnoe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中国科学报》作出回复。

我不明白DNA分析怎么没发现这个错误。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类DNA 获取技术的提升，在土壤、粪便、湖芯，甚至是空气样本中科学家也能检测出人类DNA，这些DNA 通常被称为环境DNA或者沉积物古DNA。在这一学术争议事件中，还需要强调的是，研究程序的合理、合规是得出可靠结论的基本前提。吴小红认为，这个结果应该摒弃。

仅是学术争议，没有机构可以强制要求进行重复实验。他表示，样品实际年龄很可能比他们的测年结果要老得多。这枚被检测出人类DNA的牙齿是否有可能被污染？原论文第一作者、负责古DNA检测的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少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始终对数据负责。（C）附着在现生鹿下颌骨上的门齿及犬齿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同人类牙齿对比. （A）引自Sun et al. 2021。

刘武告诉《中国科学报》，福岩洞人类牙齿的古DNA检测会在合适的时间排上日程，毕竟五年过后，古DNA提取技术已经有了新的进展。推翻刘武等研究结论的最主要证据来自孙雪峰等2019年在福岩洞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编号分别为FY-1HT和FY-2HT。

其次，从生物地层学分析，和这些人类牙齿同在一起的动物群组成呈现出了晚更新世早期的特点。这项研究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质疑文章提出，经过多位第四纪哺乳动物专家鉴定，这两枚人类牙齿中编号为 FY-2HT的牙齿并非人类牙齿，而是草食类动物鹿类的门齿。解决争议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 就目前来看，福岩洞人类化石的确切年代是什么，现代人在东亚地区起源与演化的历史如何还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吴小红认为，这种巨大的差异很可能是污染导致的。首先，在地层中，除非有过大的扰动，一般总是年轻的层位在上面，古老的层位在底下。经科研人员测定，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了。王传超向《中国科学报》解释，古DNA的两端会出现碱基的变化，跟现代人的DNA序列有明显区别。

原论文中，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获得的古人类牙齿化石非常有限，碳十四测年和牙根的古DNA检测又都是有损检测，很难进行二次实验。自从古DNA技术横空出世，解决了许多原先僵持不下的争议问题，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FY-2HT的人类线粒体古DNA究竟从哪儿来，似乎还是蒙上了一层阴影。2019年，他们在福岩洞新找到了两枚人类牙齿和多枚哺乳动物化石。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证据等级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每项研究在野外化石采集及实验室处理，研究数据采集、分析与论证等方面都应该严格按照学术流程和规范进行。孙雪峰等文章中大多数样品采用的是骨骼或者牙齿的总有机碳（TOC)进行年代测定，但在考古年代研究领域，通常不用这种方法，而是按惯例提取出骨骼或者牙齿中的原生组分胶原蛋白或明胶蛋白进行年代测定以尽可能排除外来碳的影响，从而得到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数据。

后者则认为，智人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古人类发生混血、杂交，共同走上现代人演化的道路。他们还对一枚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已经接近检测上限。2011年9月至2013年底，古脊椎所、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三次对福岩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47枚古人类牙齿。2015年10月15日，《自然》发表了古脊椎所刘武、吴秀杰等所做的这项工作。

（C）黄龙洞2006发现的人类上颌中门齿 争议二：人类线粒体古DNA从哪儿来？ 假设编号为 FY-2HT的人类牙齿实为鹿牙，为何能从中提取出人类线粒体古DNA？这是这项研究最为吊诡的地方。论文最终作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在复旦大学官网的报道中表示，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古人类研究历来是个热闹的江湖。他们提出，孙雪峰的研究存在指鹿为人、碳十四年代测定不准确、数据分析不规范等多个方面的缺陷。

刘武和吴秀杰指出，合作交流、质疑争论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学科发展。但在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科研诚信的今天，一篇从样品数据采集、测试分析、论文写作都存在瑕疵的顶刊论文，需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反思。

吴秀杰解释，动物群里发现了很多绝灭物种，都是在距今13万年以前的。作者：胡珉琦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21-5-26 22:10:7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一项6年前发表的研究遭多次反转，终极解决办法只有重复实验？ 针对一项关于现代人起源的重要研究，中外学者在顶刊上展开了多次争锋。但刘武表示，尽管FY-HT-2存在齿冠釉质磨损，这枚牙齿与鹿牙齿相似的舌侧磨耗特征仍然是清晰可辨的。与之相对的，孙雪峰等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不足1万年，与人类线粒体古DNA推断的年代相匹配。

而这篇文章最大的争议点恰是来自化石的形态学鉴定。这一争议的热点地区，恰好就在东亚

但吴小红解释，这个数据接近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实验室有机物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高限，再加上福岩洞遗址骨质样品保存不佳，这一结果不适合用作绝对年代的描述。这一次，他们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也就是对人类牙齿进行了古DNA提取、测序，建立了人群关系的系统演化树，同时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

这样的研究论证方式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解剖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吴秀杰解释，动物群里发现了很多绝灭物种，都是在距今13万年以前的。